第64章 扁平时代的写作 (第6/6页)

用高点击率、高收视率、高票房额等热心喂养起来的么？不都是文化市场上的成功典范么？

    时值二十一世纪，人类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选择权，但为什么从这时起人类倒变得如此犹疑不定、六神无主、手足无措、茫然无计，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赖和需要的东西？如果人类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对抗，那么这种所好即所疑、所乐即所轻、所爱即所憎的左右两难，是不是一种文化狂欢之下的精神死机？如果人们在这个美妙时代里什么都想要，好事都占全：既要狂喝海吃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挥金如土又不要储蓄，既要享受周到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又不愿缴税见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句话，既不承担任何责任又奢求什么东东来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那么这种“减肥可乐”式的文化幻想，是不是注定了最终的一无所有？

    也许需要重新启动，重新确定一个方向。

    一个重建精神价值的方向。

    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重建一种尽可能不涉利益的文化核心、级差以及组织，即文明教化的正常体系。是的，在这里我愿意重新使用“教化”这样一个词，在人类几百年来钟情于“自由”一词以后，在有效教化与宽幅自由互为条件的奇诡历史之中。换句话说，“自由”如果要避免死亡，正需要“教化”的救赎。今天的教训是：没有教化的自由已经成为了另一种灾难。

    2009年11月

    *最初发表于2010年《扬子江评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