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二级历史 (第3/4页)

个也许无知的问题一直在跟随着我：数量化方法如何适用于心理文化现象？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蒸汽机和棉花的生产销售数量化，甚至可以把教育、出版及其他高智能产业不无牵强地数量化——把智能描述成工业货品的模样，但我们能不能计算一下持有价值？能不能努一把力，弄出几个关于人们持有价值的开发、流通、储存、分配的数学模型？

    但愿是可以的。但愿有朝一日，任何一种心理文化现象，这些忽有忽无、忽聚忽散、忽大忽小的东西，统统在电子计算机的规划和控制之下，不再使有些经济学家们神色茫然。在那个时候，经济学家们不但可以计算贫困，还可以计算贫困感。

    一般来说，贫困产生着贫困感；但同样是一般来说，前者与后者似乎又并没有必然联系。勉强温饱的人，常常可以自得其乐和自觉其足，在穷乡僻壤悠悠然哼着小调。我访问乡下的时候，为了让这些农民相信眼下天天吃rou的日子算不上皇帝的日子，相信还有比这里更清洁、更漂亮、更富足的村庄，常常得费尽口舌。他们听我说起美国，常常会哈哈大笑：“你诳人！”

    比较而言，倒是很多丰衣足食的人，端起碗来吃rou，放下筷子骂娘，家里有了彩电、冰箱、vcd、万元存款，还觉得自己可怜兮兮，简直他妈的活得不像个人。有时候，他们的委屈在rou碗面前也可能有些动摇，他们的一些邻居和朋友却及时地帮助他们坚定，用“外面世界很精彩”的种种传说，逼着他赶快放弃高兴一下的念头。有一位作家曾在南方某个座谈会上就这样百思不解：“我还没觉得自己怎么穷，但周围的人非让你觉得穷不可！”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足够根据，来发现自己的贫困。西方发达国家就不去比了，光是在中国，传媒上告诉我们，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在消费“人头马”、“劳力士”、“皮尔·卡丹”、“奔驰”，影视中的改革家也多是在豪华宾馆里一身名牌地发布格言。在这种超高消费的比照之下，什么样的工薪收入才能免除人们的贫困感呢？因为自觉贫困，因为自觉贫困深重，人们当然没有理由要安心本职工作及其工薪收入，没有理由不去业余走xue、投机宰客甚至贪污腐败。贫困感像感冒一样的到处流行。这种贫困感不但发生在真正的穷人那里，更多时候发生在不那么穷的人们那里——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可能接触传媒，更有条件了解到刺激自己的超高消费动态，并为之愤愤不已。常常是，对品牌和明星的持有欲望，还有这种欲望在现实中或多或少的受挫，遮蔽了他们自己实际的富裕。

    只要稍稍深入一下实际生活，就可以知道并不是中国人都在喝“人头马”，也并不是喝“人头马”的中国人都腰缠万贯——我认识的其中一位，家里其实连一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这就像挂着bp机的中学生，可能还有学费之虞；穿着名牌衬衫的人，可能还得借钱治病。超前消费只不过是穷人对体面的某种预支。这些人视持有价值重于使用价值，因此并不是想喝酒，而是想喝“人头马”的品牌，喝出自己进入现代生活潮流的感觉，喝出自己想象中西方男士和女士的那种美轮美奂，于是购买力自然指向了高价。他们推动了“人头马”在中国的热销。同样的道理，他们这一类消费者也推动了“劳力士”、“皮尔·卡丹”、“奔驰”等等的热销，让西方商家一次次大跌眼镜，惊叹中国的市场真是秘不可测。他们按照“劳力士”在上海的销量，一度以为上海的富裕程度已经超过了巴黎。他们不明白，持有价值以及公费腐败共同促成的这一超高消费壮观，大大遮蔽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包括这些消费者中很多人实际的贫困。

    对贫困和富裕的双重遮蔽，就是这样产生的。

    传统社会科学有一句老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经典命题眼下在很多学科似乎正在重新复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任何存在都只能是一种被意识的存在。于是命题就可以改变成一个绕口令似的说法：被意识的存在决定着意识。被意识的贫困，被意识的富裕，常常与真实相去甚远。而且凭借心理文化信号的传播，两种被意识的存在可以互相激发和互相强化；越怕被别人看作穷人就越要竞富，越看见别人竞富就越觉得自己是穷人。虚拟化的贫困和富裕，就是这样形成了越来越激烈的交叉震荡，最后导向深刻的认知危机。

    这些贫困的富人，或者富裕的穷人，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真实？

    我一直怀疑，很多现代城市里到处流行着的挫折感、孤独感、无聊感等等，其中也正在增殖虚拟成分。人们从现代文化工业那里获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知识装备，也从文化工业那里接受了太多有关人类幸福的神话，于是特别容易产生自我感觉的模拟演习，直至在心理上自伤。这并不是说现代人就没有挫折、孤独、无聊等等，不，即便温饱已经不成为问题，社会不公和人生不幸仍会显露出严酷相。但解决难题之前首先需要理解难题。很多现代人也许并不缺乏解决难题的本领，倒是可能被层层叠叠紊乱而失真的文化信号，弄得失去了诊断自己和诊断环境的能力——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痛苦，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迷惘。很多流行歌和流行就是这么说的。由此我们可能会想起现代主义讨论中常用的一个词：“焦虑”。“焦虑”与“痛苦”相近，但“痛苦”有所指，“焦虑”却莫名；“痛苦”很具体，“焦虑”却抽象。“痛苦”是一个生活性概念，“焦虑”则是一个生存性概念。如果说“痛苦”就是人的挫折、孤独、无聊等等，那么“焦虑”则是被意识的挫折、被意识的孤独、被意识的无聊等等——而一切意识正在被文化潮流强度干预和塑造，已经变化万端、飘忽不定、虚实相生、真伪难辨。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它们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不过是一种文本感染，不过是一些广告并发症或者影视后遗症。

    于是我们还可以说，带有传统意味的“痛苦”只是我们人生的外趋性危机，而“焦虑”意味着我们人生的内趋性危机，主要是对危机的认知本身出现了危机。

    这是第二级危机。

    作为符号的全球和民族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品牌出产国。可口可乐，万宝路，西点军校，好莱坞，因特网，摇滚乐，哈佛学位，读者文摘，美元，波音飞机，nba，性解放，民主，福特基金会，马丁·路德·金和巴顿……当然还有英语，都是名震全球的品牌。美式英语的地位，内含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其强势主要来自地大物博的资源条件，来自富有活力的体制安排和人才精英的汇集，也来自他们对一个个历史机遇的有效利用。作为一种综合效应，美国本身很快就成了一个最响亮品牌，成了全球性的“美国梦”。凡是与美国有点瓜葛的东西，比如任何一种在美国生产的商品，甚至任何一种只是在美国销售的商品；比如任何一个美国人，甚至不是美国人而仅仅只是去过一趟美国的人，在很多人眼里都值得刮目相看。似乎只要一沾上usa，就有了神奇的附加值。

    美国这个品牌是可以持有的。有些人跑到美国，甘心情愿地长时期过着比在原住国还要糟糕一些的生活，当然只是了却一个心愿：对美国的持有。

    民主和自由的意识形态潮涌和一次次政治革新，使美国少了很多野蛮凶悍的痕迹，不再贩运黑奴，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不再把舰队派到弱小国家去发动政变。本世纪的全球性民族解放运动以后，发达国家大多有了文雅风格，对穷国和弱国也基本上放弃了殖民统治，解除了历史上诸多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有支配地位，不意味着在外交谈判的席位对等和握手微笑的后面，强国和弱国之间已经平等。